读喵精华
• 近代史的“三妇”心态
• 鸦片战争：发动群众也不会有太大不同
• 太平天国：禁欲主义→战斗力强
• 戊戌变法最大败笔：忽视真正有权的西太后
• 爱国：大众都爱凑的”热闹”
《重说中国近代史》上
第一种是怨妇心态，凡是以苦恼为主，就是觉得你们总欺负我们，你们从头到尾都欺负我，我们冤得要死，我们苦大仇深，比窦娥还冤。总是在哭，总是在闹。不仅哭闹，还时不时要掀起衣襟给人看：我这伤疤就是当初你弄的。
第二种是泼妇心态，凡是讲打，打不过我就挠。我要反抗，把整个近代史写成仅仅是反抗的历史，这个反抗的过程虽然可歌可泣，但毕竟没打过什么胜仗，充其量就是挠人一把，还挠不到脸上。但是我们觉得很好，还很推崇，因而创造出很多神话。
第三种是情妇心态。它跟前面两种心态正相反，在它看来，殖民历史也是好历史，不殖民我们怎么进步？但是被殖民的过程实际上是很屈辱的，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如此，尤其对这个民族的上层精英来说。如果这些上层精英曾受过本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熏陶，他们就会感到更悲哀。但是情妇心态把这一层抹掉了——就觉得殖民是好事，能看到它给被殖民国家带来文明，却看不到殖民本身的掠夺和奴役。这种心态，其实有点变态。
我们这个天下体系（朝贡体系）是内敛的，是内缩的。就是说，并不是我去打了天下，征服了某块殖民地，然后建立起一个朝贡体系让其他人来服从我，而基本上是用一种文化、一种以德服人的方式让周边国家来仰慕我的文化，然后向我进贡；或者以大国之威，让周边国家向我进贡。
西方自十八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之后呢，世纪便形成了一个输出型的体系。它不断地把这个体系向外输出，把它所遇到，能殖民就殖民，不能殖民得也要把其纳入自己的体系中来。
在十六、十七世纪，西方国家已经崛起了，因此我们所指的西方现代世界的起点肯定不是1840年。这一时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已经经历了几代霸权的嬗递，这背后的推手是什么呢？一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也就是我们政治上所说的封建国家的解体，或者说封建制的解体，以及商业革命——商业革命使欧洲商路畅通，也直接打通了世界商路，商业制度本身的行会制度也日渐没落。二是手工业的革命，西方在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工业革命之前，首先经历了一场手工业的革命。
清朝这个王朝很有意思，它看起来是一个很强大的帝国，因为其版图比明朝大多了，如果最后一个王朝不是清朝，那么现在中国不会有这么大的版图，国土也许会少一半儿。但是，恰恰是清朝，它在开放程度上不如明朝，在吸收先进技术、引进先进设备方面更是不如明朝，甚至差得很多。清朝看上去武力很强大，因为它遇到的都还是传统的、处在冷兵器时代的对手——内忧外患都是如此。所以什么压力去主动开放，也没有什么学习的冲动。
但马嘎尔尼在中国经过细心观察后，发现中国并不富足，穷人非常多；而且也没有一种合理的审判制度，官员喜欢贪赃枉法、胡乱断案，国家没有严格的法律制度；军备则是一塌糊涂，虽然说八旗和蒙古士兵的装备看起来还是有模有样的，但海防的炮台和那些守炮的士兵等都是摆设。马嘎尔尼一行回国后，依据在中国的沿途见闻整理出版了大量的笔记、图画和资料，这让西方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外强中干的中国。所以，如果没有马嘎尔尼使团的这次来华，那么鸦片战争还不会那么早地发生。
鸦片虽然是走私贸易，而且朝廷有令禁止走私贸易，但这种走私其实得到了广东、福建一带官府的默许，因为好处都送上了，各种级别的稽查最后都被买通，途中只是装装样子。人们当官当兵的目的大多是为了捞钱，那么这种情况下鸦片肯定是禁不了的。朝廷希望通过训导说服官绅百姓不要吸食，这就更扯了。包括清朝在内，中国传统王朝的政府都是小政府，这个政府在县以下没有行政机构，怎么禁止啊？而且地方的士绅自己也吸，他们会想，禁烟关我啥事，反正我是用钱买的，凭什么不让我吸。可见，这种道德劝诫也是无效的。
而等林则徐到了广州以后，就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林则徐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人，如果从学术上讲，他属于实学派。林则徐组织了一个班子，到澳门搜集了很多资料，把各种新闻纸，也就是报纸等出版物都搜集过来进行翻译。然后他编了一本《四洲志》，这本书应该算是中国最早的对西方国家情况的一个介绍。这个时候林则徐逐渐睁开眼睛看世界了，意识到洋人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个样子。洋人的火炮非常厉害，洋人的社会也不是此前所想象的类似什么原始民族的部落酋长制社会，完全不是这样的。
六三禁烟的成功背后有一个巨大的隐患，当时英国商务监督让走私鸦片的英国商人把鸦片交出去，而且向他们保证，商人的损失由英国政府来承担。现在英国政府已经为商人的损失打包票，这就变成中英政府之间的问题了。可见，禁烟已经种下了这场仗的根苗了，当时的英国商务监督已经决心打一仗了。英国商务监督的这项举措，与此前英国在中英贸易里的各种憋屈和窝囊都有关系。其实在那个时代，不论是英国还是其他欧洲国家，他们派出的使节都握有极大权力。说想打仗，就自行决定把事往大了整。
此时英国还是一个商人国度，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会进行周密的成本核算，仍然考虑成本和收益作为制定对外战略决策的出发点。究竟是将这个地方变为殖民地，还是保持其原样；是由英国人来直接统治，还是扶植本地代理人，思考这些问题的关键仍在于成本如何。英国人明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完全摧毁其国家机器，进而建立起一个新殖民政府的代价太高，不是它的利益所在。英国人也承认自己就是商人政府，跟中国交战只是先迫使中国开放市场。这就是我们第一讲中说的，英国把中国拖入其世界体系的第一步。
在《南京条约》的附件中有一项“利益均沾”条款，其中规定，大清帝国以后跟其他西方国家所签订的条约，其效力应对所有的西方世界有用。在中法《黄埔条约》中对比《南京条约》多了一项条款，就是开放教禁。新教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十分重大，比如太平天国起义的诱因之一就是新教的传入。后来中国的变革，从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甚至到民国后的军阀时期，很多都跟新教有关。还有像《万国公报》这样由新教教士创办的报纸，对中国思想界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这种忠奸格局尽管是民间叙事，但对朝廷毕竟还是有影响的，这在鸦片战争中特别明显。在民间叙事中，林则徐是忠臣，洋人们都怕林则徐，穆彰阿、琦善他们则是奸臣，专在后方捣乱，如果没有他们，鸦片战争的结局肯定不会是这样。当然事实并非如此，洋人们怕林则徐吗？其实不怕，后来林则徐被派到浙江，跟裕谦一起组织抵抗，也是照样失败。林则徐一个人是不可能挽救清朝的败局的，他也就是刚睁开眼睛而已，睁开眼后他也没有办法来战胜这些洋人，他也手足无措。而且，不一定在前线的就是忠臣，身处后方的就是奸臣。
另一个神话也在战争中逐渐形成，就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其实它也是个神话。即使朝廷成功地发动起群众，他们也未必顶事。像三元里抗英这件事，其实就经过了我们长期的演绎加工。而且，当时政府其实一直在发动群众，很多档案材料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只是效果不大而已。所以，这个故事也是一个神话。缺乏组织而且没有什么先进武器的老百姓，怎么可能会抵挡得住英国的正规军呢？根本就抵挡不了。
清政府对鸦片战争的态度，如刚才所说，是希望尽快把这场战争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消解掉，统治者希望假装这事情没发生过。于是，整个朝廷对这个事就不再说话了，只有少数人开始努力地去逐步了解西方。比如说梁廷枏，他有一本笔记叫做《夷氛闻记》。更伟大的是魏源，他根据林则徐编纂的《四洲志》以及其他一些资料编了《海国图志》。没有人想办法去改善军备，改易军事制度，或者学习西方造点大船——最早也有人模仿，但工艺不行，造不出来，就算了，没人想去买一艘回来仿制。
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在英国人和法国人要求续约的时候。所谓的“亚罗号事件”，一艘挂着英国国旗的中国船，被中国水师查了一下，然后有个中国士兵把那面英国国旗拽下来，踩了一下。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当时的英法两国，尤其是英国，根本就不想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而是想以此为借口，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这一次必须让中国真正地开放市场，必须要让通商口岸扩大到沿海各处。其次，要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总之，要迫使中国全面接受正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能够不打仗当然更好。
广州沦陷，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然后就被抓住当了俘虏。其实，叶名琛的行为并不是个笑话，在那个时代，叶名琛要用自己的行动表明自己是个负责任的忠臣，他能做的最多就是这样了。他以及他所率领的军队的确抵挡不了英法联军，，只有当俘虏；当然，他可以死，但是使命没有完成，皇帝不让他死，是要他主持交涉的，所以只能当俘虏；当了俘虏他表现得很英勇不食敌粟，自己带了几袋米到加尔各答，把这几袋米吃完后，就绝食死了。叶名琛的悲剧实际是朝廷的悲剧，朝廷只会装作不知道当鸵鸟，拒绝英法两国的要求。
为什么咸丰帝想让僧格林沁打外国公使一下呢？尽管当时战局已定，只要换约完成，《天津条约》就能正式生效，但是咸丰帝对于外国公使进京这件事是非常不高兴的，他宁愿多开放几个口岸也不希望看到外国公使进京，。咸丰相信，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而且不向他行下跪礼将是对中国礼制的重大威胁。咸丰担心，如果外国公使见皇帝不下跪成为榜样，那么其他臣民见他也就不会下跪了。他认为自己的统治就是建立在臣民对他下跪的基础上的，行跪礼象征着对其统治体系及其帝国的臣服。所以想尽办法要拦住英法公使，哪怕是出损招偷袭一下人家也要拦住。
清朝的统治者特别忌讳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创造力。他们一再地对汉族士大夫采取压制的政策，不让他们发挥自主性。通过文字狱以及对士大夫的一系列整肃，清朝统治者基本上实现了压抑士大夫群体的目的。没什么士大夫敢再去想如何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如何为朝廷、为国家担负责任。还有更多的士绅是在迷恋科举考试，他们天天高头讲章，只背四书五经，天天背考试复习资料。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大家都发现帝国的统治机器锈蚀了，看到社会弊象丛生了，但都心照不宣地各干各的，没谁去管这个事儿。
当传统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口多了，就会产生很多需求，相关的产业就会出现。许多农民就会从其耕作的土地上抽出身来，参与到这些行业中。但是此时的问题是，清朝是个相当内向和保守的王朝，它对崇本抑末的政策一直非常热衷。包括民间的那些秘密宗教或秘密帮会，是一些脱离土地的农民的自助组织。但朝廷却认为这些组织非常危险，而且把起因都归于农民脱离了土地。可见，朝廷面对这些变化时，几十年、甚至百余年都没有生出对应的措施和对策来，只会一味地进行排斥和压制。与此对应的是，整个社会的反叛性会增加。
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再次进入中国，而最具开创性的是那些新教的传教士。新教本来就是从天主教中分离出去的，有很强的可塑性。为什么没有人利用天主教来叛乱呢？因为天主教是本教，普通信徒对教义是不能随便解释的，《圣经》的解释权掌握在教皇手中。但是新教就无所谓，可以纠集一帮人成立一个新教派，选一个头，每人都能按自己的理解读《圣经》，这样必然会产生对教义的不同解释。新教的传入之所以能在中国引发这么大的叛乱，本身就与它自身的性质有关。
但是我们要知道，洪秀全当年创教，是希望出人头地，而不是想要造反。他从花县来到桂平山区，不是要来造反，只是希望干点事业。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古老的失意的知识分子，希望利用歪门邪道出人头地的过程。总的来说，人都是这样，本来无足轻重，但一旦其信众或追随者达到了一定规模，并卷入了当地的政治斗争，那么就有可能跟当地的官府发生问题。而跟官府发生问题就相当于跟朝廷发生问题，这么一步步地走，最后不反也得反了，所以最后太平天国就反了。
依靠宗教组织发动起义确实有其独特的地方，比如凝聚力比较强。我们常常听人说中国人的宗教感不强，信教就像做交易一样，信什么是因为希望得到什么，这个大体是对的。但在非常时期，一旦人们脱离土地之后加入了一个教，对这个教的依附性可能还是会很强的。而且拜上帝教一开始的确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主要在于它是个一神教，排他性很强。而且，在实际的战斗中，拜上帝教也显示出了它的威力，的确使得太平军所向披靡。
拜上帝教在信徒中实行禁欲主义，这也是太平军战士勇猛无畏的一个原因。尤其是在早期，太平军内除了领袖之外，各种生活物资的分配都比较平均，而且不允许碰女人，等打下了天下再说，所以定都南京后，太平军分了男营和女营。大家别小看了禁欲这一条规则，在革命时期，它的确有强大的威力，能使人产生强大的战斗力。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太平军作战的确非常勇猛、很厉害。
太平军毕竟出现了策略性的失误。定都以后，历代农民起义中常有的问题又出现了，禁欲主义在一段时间内可以提倡，可一旦这些以前很穷的烧炭佬和樵夫等娶不上老婆的人来到繁华之地、温柔乡，他们的抗腐败能力就迅速下降，禁欲的精神也就逐渐瓦解。于是，在太平军内，从大头头开始腐败，大家纷纷去找老婆了，每个人都找了很多。
但在太平军中，洪秀全对于这种男女之大防的礼教规定是非常严格的。他们等级森严，差一个等级，服饰、待遇、子女的称谓都不一样，而且男女之间的界限非常严格。《礼记》讲男女是在七岁分席，但没说男女在七岁之后不能相见。可在太平军中，八岁的孙子和八十岁的老奶奶都不能同时在一个房间里待着，可见其规定已经超级离谱。洪秀全对礼教有着近乎疯狂的执著，却没有执行和维护这些礼教的能力。
拜上帝教虽然脱胎于西方宗教，但在运作起来后却逐渐偏离了原有的精神。基督教持一神论，在它体系内部也是如此，上帝是唯一的神。按照基督教三位一体的说法，正确的理解是：耶稣是上帝的化身，被上帝派到人间来拯救人类，圣父、圣子、圣灵，即这种因信称义的精神是三位一体。但到了洪秀全这里，他对上帝和耶稣关系的理解就完全不同了：我也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之前有一个耶稣，他是老大，那么我就是老二。其中他又掺杂了中国农村自然宗教里的一些概念。所以，拜上帝教一点也不像基督教，因为其从根本上违背了基督教的基本原理。
拜上帝教信仰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扫荡民间信仰，而是连儒家信仰也扫荡殆尽。现在洪秀全否定了士大夫的精神偶像，说孔圣人教书教错了，还被人打了一顿，这种侮辱怎么能让士大夫受得了？其实，太平天国并不重视知识分子，至少不重视那些中上层的士大夫。所以，所谓的开科取士，取的都是一些很差的人。一方面，他在精神上蔑视士大夫的偶像；另一方面，在现实中他又不给士大夫具体的权力。就这样，太平天国就丧失了士大夫的支持。
为什么没有得到士大夫响应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虽然是基督教跟中国文化结合的产物，但结合的那部分是他们领袖的朴素的农民情结，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中上层文化的儒家文化采取了一种排斥的态度——其实他们对儒教也没什么实质性的反感，就是打碎了孔子的权威，把孔子变成了一个小丑似的形象。对于这一点，士大夫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容忍的。所以，曾国藩起来以后，他的动员纲领就是卫道。他在《讨粤匪檄》中刻意强调了太平天国对这种传统圣道的摧毁。
士大夫跟农民是不一样的，农民接受西方的东西没有障碍，看到好用就拿着用，但是没有进一步组织和升华的能力。淮军可以接受洋人的帮助，并在洋人的帮助下，把军队按照洋枪的档次、型式进行改编，使洋枪的作用能发挥得更好。太平军兴起后，洋人曾去考察，时间久了，大家都说太平军不靠谱，认为如果太平军当家的话，可能比清政府更难对付，更没有章法，所以他们觉得还是支持清政府好些。而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以后也基本上全面屈服了，于是洋人就对清军进行武器帮助，对太平军进行武器禁运。
湘军在体制内就是民团。国家是不给团练发军饷的，那么钱从哪里来？当时钱江出了个主意，可以开征厘金，就是收商税，这是好主意。但是开厘金、设厘卡必须得有行政权才可以，否则商人是不会交税的。所以当曾国藩还没有职务的时候设厘卡，经常会被地方政府赶走，他们的经费很紧张，一开始是凑出来的。
湘军是一个跟绿营、八旗不一样的军队，它最大的特点是兵为将有，这一点跟后来的新建陆军也不一样。曾国藩是模仿戚家军的模式建的湘军，但是区别在于，戚家军是将领们建的，而湘军是儒生建的，一种儒生带乡农的模式——就是说曾国藩弟子门生很多，这些人都下乡招兵，招那些最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不要城市痞子，更不要当过兵的，就是要这些农民。招了以后，这些兵都是一个地方的，将领就是当地乡绅，士兵就是本地乡农，当然凝聚力很强了。
慈禧和恭亲王对汉人更加重用。放手让你去做，这招很高明。这一下子就把清王朝的命给救了。一方面，汉人士大夫起来了，他们权衡一下，觉得太平天国不能帮，要帮就帮清朝。另一方面，要帮清朝，清朝也得有回应。清朝如果这个时候还说，我还不能相信你，那士大夫们也帮不了。清朝这个时候很及时地做了回应，甚至内部发生政变之后，还是很好地做了回应，这样就把清王朝救了。于是带来了所谓的“同光中兴”。
“同光中兴”不是一个简单的王朝中兴，而是因为来了洋务运动，当时又称自强运动。五口通商之后，上海的地位很快就超过广州，因为它腹地很大。太平天国闹到江南之后，当地的士大夫都往上海跑，因为上海有租界。太平军三次进攻上海都没打下来，太平军跟洋人有点打不太明白，想打又不敢放手打，毕竟是洋兄弟嘛。所以上海是一块福地，上海的租界更是福地，大家都去避难了。他们带去了资金，带去了人才。江南本地的商人数量大大超过粤商，这些人有经商传统，有资金，也有才华，还很聪明，所以很快就把上海带起来了。
租界的存在也给中国最早的民族工商业提供了机会——叫民族工商业有点别扭，很难说叫什么工商业，有时候它也跟外国人有点勾结，但又不能说它是完全的外资。在我们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那个时候的买办资产阶级是一种最腐败的阶级、最反动的阶级。实际上，买办阶级当时不仅仅是所描述的这种阶层。因为最早是买办接受西方的东西，是他们最早用西方的方式去开办工厂、招收工人。
太平天国在江南制造了大量的孤儿，大量的孤儿也为最早的工业提供了员工。虽然当时江南商业很发达，但都是包买商的形式。江南制造总局试着从广州招人，但没招来，后来就把太平天国造成的这些孤儿招去当工人了。这些孤儿没什么其他活计做，就去做工人了，做了以后发现挺好。只要有一个人吃螃蟹，后面的人就跟上了。于是各自开工厂，各自招人。
藩属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法战争时已经被一些有预见性的士人提出。此时问题的聚焦点在朝鲜，当时国际上对中国施加压力，这种压力尤其来自美国，美国希望中国让朝鲜独立，朝鲜本国也有这样的呼声。但当时的清政府采取了正好相反的措施，不仅不让朝鲜独立，而且还加强了对它的控制，直接派人派军队进去了。请政府之所以有这种奇怪的举动，关键可能还在于传统天下观、天下秩序、天下结构等因素的残留，所以不仅没能积极地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中日矛盾和中朝矛盾。
日本国内的激进分子朝李鸿章开了一枪，这件事导致世界舆论一片哗然，西方各国都指责日本太过野蛮。当然，世界舆论也是明显要压制日本的，但像日本、中国这种东方国家，最害怕别人说它野蛮。尽管日本当时的确野蛮，但特别在乎别人这么对它进行评价，因为它还在学习西方文明呢，因此才对中国做出了一点点让步。不过，我们从后来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可以看出，日本一是要中国割让辽东，一是要割让台湾。中国的这两块地方变成日本的上下颌，而日本本土则是蛇身。可见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台湾被割让，中国人开始受到强烈刺激： 一方面觉得很丢人——我们改革了半天的军队，几乎是不堪一击。另一方面，《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人能够感觉到的问题就是，近邻日本学西方学得比较好，人家摆明了想吃你，蛇已经张开了大口。这个态势大家看得都很清楚，而正是由于看到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西方列强才真正动了瓜分中国的念头。以前它们可能并不敢想瓜分中国，因为这样成本比较高。这次战争后它们才发现，中国人原来这么不经打，如果还任由日本吞并中国，自己不但分不到一杯羹，而且后果会很麻烦。
《重说中国近代史》下
此时官僚们也在发生分化。首先，原来的洋务官僚挺沮丧的，因为甲午战争失败，他们最先受到攻击。批评者认为，他们张罗了半天，花了国家那么多的钱，最后没什么用，而且上阵御敌的都是支持洋务的官僚，但是都被打败了。但是洋务官僚自己也在反思，如果不变，可能更糟。到了甲午之后，已经没什么真实的顽固派了，满人面对危机已经拿不出什么办法，更想不出什么理由来阻挠变法了，他们已经失去了言说的能力，很多反对变法的言论都苍白无力、极其肤浅。
其实康梁在当时只是个虚架子，但声势很大，因此普通士人可能就会觉得变法的鼓吹者和实践者都是康党。关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过去都认为这两部书有破有立，为康梁的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我看恰恰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葬送了变法的前途。康有为通过这两部书重塑了孔子的形象，将孔子打扮成一个支持变法的革新者，而且将大部分经书都斥为伪书而否认掉了。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改造儒学、改造孔子，且不说那些守旧派无法接受，就是那些支持变革的士大夫也接受不了。何况康有为本身并没有那么大的学问，他很难在学术上服人。
在今天我们对变法进行研究时，一定要避免进入这样一个误区，即所有的变法操作者都是康梁的门徒。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康梁的实际地位是非常低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地位。康有为总共就见了光绪帝一面，但那也是例行公事。所以，我们很难说他们两人在整个政治格局中处于很高的位置，或者是对变法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常常讲“康梁变法”，其实都是被康梁二人误导了，这个变法就是戊戌维新，但康梁却自认为这是他们主持的变法。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他们在变法中能起多大作用，能说多少话是显而易见的。
康有为等人的姿态引起一些大学问家的强烈反弹，同时洋务官僚也处于被排斥的状态，比如他们排斥李鸿章。李鸿章当时是真想贴上维新派，所以即使变法失败，他还利用自己的门生人脉关系保护了一批人，他甚至对西太后说，他就是康党，他绝对是倾向变法的。说实在的，李鸿章当时已经没什么职位了，但是潜势力还很大，特别是在洋务派官僚中，其关系网绝对比张之洞要更复杂。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他最能干，办的事多，而且势力广，人脉关系盘根错节。维新之后他救了很多人，若是其他人救，估计是救不下来，但是只要李鸿章出面，这事一般都能办妥。
张之洞也对维新运动很热情，当梁启超要去见张之洞时，张甚至要开中门迎接他，这是按平级官的礼仪来接待他。当时的巡捕官觉得此举太离谱了，因为当时张是总督，而梁启超还只是个举人，这样张才没有开中门，但由此可见张对康梁等人的确是非常敬重的。 而康梁等人因为过度自负，对张之洞的态度一直不冷不热。也就是说，维新派一直没有和洋务派结成一种本来可以结成的奥援。按后来的说法，维新派没想过要扩大自己的统一战线，而自己内部又这么分裂。事实上，康梁的姿态也吓跑了很多人。
改革的具体操作确实出了一些问题。维新派人士所面临的政治结构是帝—后二元结构。所有的操作者，无论是广东康梁这一系，还是东南沿海这一系，包括张之洞、陈宝箴这些握有实权的封疆大吏，他们都没有正视帝—后二元结构这个基本的政治事实。他们都有一种抱负，就是想把所有改革的重任交给光绪帝，而忽视了西太后这个最不该忽视的人。其实当时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个恰当的理由和时机，让西太后出来堂而皇之地主持变法。毕竟她是最有权势的人。而受人喜欢且合法性最强的光绪恰恰不行。
列强对甲午之后中国的生存境况存在误判，中国就像近东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样快不行了。如果中国被日本一口吞下，一个强大的日本将在东方崛起，所以列强希望抢先瓜分。在戊戌变法前夕，列强的作用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同时也刺激了很多士大夫的“愤青”情绪，或者叫民族主义情绪。但另一方面，列强还是很希望中国变法的，包括日本。比如日本国内有一批人一直希望中国强大起来，这样日本可以和中国一起联手对抗西方。西方国家也乐见中国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现代化改革。其实西方人最看重的仍然是商业利益。
总之，无论是乡土社会本身的改变，还是洋教的大规模进入，其实都使得大部分民众对维新变法持一种不理解的态度。虽然当时他们没有声音，但一旦改革失败，他们就会表现出一股很强的义愤。戊戌六君子被杀的时候，不少老百姓其实是叫好的，他们都认为国家杀了奸臣。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提到另一个问题：对于变法来说，启蒙可能是一个方面，而文化的改造一直会是个难题。这个难题一直困扰着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和变法取向。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太平天国被扑灭。太平天国给人的印象，尤其是给中国士绅的印象，乃是披着洋教外衣的土匪。太平天国所到之处，几乎将一切传统文化毁灭殆尽，故而士大夫对洋教的反感也与日俱增。而且，士绅也分不清楚拜上帝教和天主教、新教等的区别，他们大多是笼统地以“洋教”对待。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覆灭后，士绅们直接将天主教视作挑起农民造反的恶势力，是到中国来毁坏中国传统文化的。因此，士绅会很直接地把拜上帝教的罪过加到天主教的头上。所以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中国持续出现一波又一波的民教冲突。
天主教跟我们中国的这些宗教不太一样，它是一种硬性宗教。为什么说是硬性宗教呢？因为天主教一直试图进入社会底层，然后建构一套非常坚实的组织框架和信仰体系。这个信仰体系是坚实的，因为它是高度排他的。它坚守教规，严格排他，不允许信徒信仰其他宗教，而且它的组织形式也是非常刚性的。天主教通过这诸多圣事，把信徒集合成一个非常稳固的组织。这样一种结构的宗教在以前的中国是没有的，虽然中国人以前也信佛教和道教，但没有谁会天天去组织活动。这样，加入天主教的信徒就和外边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更为麻烦的是，天主教的部分教义和传统中国的一些固有信仰是存在冲突的。第一，天主教禁绝偶像崇拜，它绝对排斥偶像。第二，天主教从反偶像崇拜出发，动摇乃至否定了中国的祖先信仰。虽然一般认为，我们的祭祖不是搞偶像崇拜，但在天主教这种排他性很强的宗教面前，祭祖就是搞偶像崇拜。第三，中国民间一些习俗和地域性风俗也与天主教的主张产生了矛盾。比如说男女授受不亲，可教会怎么可能避得开这些事呢？做弥撒时需要把大家聚合到一起，也不可能按性别分殊，男女各坐一间屋子。这些问题后来逐渐成为导致民教冲突的起因。
其实，当时虽然有很多中国人信教，但这并不说明他们真的懂了许多的基督教教义，《圣经》他们大多也没看过。但是，天主教为他们生活的某些方面的确带来了实效。比如天主教的传教士大多也同时是医生，他们能治病，那个时候有些病中医治不好，但西医可以治。治好了村民的病，可能他们就会信教了。除此以外，当时的天主教还能够驱魔。现在的天主教仍有这一功能，梵蒂冈等地的一些神学院还在教授驱魔的一整套技术。
我们后来的一些研究者，包括当时很多士大夫都认为，一旦出现民教冲突，官府总是向着教会。其实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从每一场记载民教冲突的档案来看，官府在一开始都是向着民方的，而且是无条件地向着民方。所以说，官府并非是死心塌地地向着传教士，恰恰相反，自从教禁开了以后，他们一直有意地培植民间对天主教势力的敌视情绪。
西太后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她的知识主要来自于京剧，当时的京剧还很糙，主要反映的就是一些民间的因果报应、孝心、报恩思想这一类很朴实的东西。外界压力就导致了直接的权力争斗，本来是西方列强对中国国家的压力，现在转化成对西太后个人权力欲望的一种压力。西太后坚信，北京的外国公使都在逼迫她，在这种情形下，她就极有可能做出失态的决定，而恰在此时，义和团的事情被下边的地方官报了上来，于是事情起了变化。开始有人吹她的耳边风，称“民气可用”。所以这个时候，朝廷的政策取向就出现了游移。
我们过去对东南互保评价很低，认为是一帮投降派督抚没有执行中央的命令。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为什么这些督抚会有这样的举措，他们为何不接受中央的命令？朝廷要求督抚跟外国决裂，这些督抚却继续跟外国合作。东南互保其实不仅仅局限于东南，袁世凯到山东担任巡抚以后，也加入了这一体系。毕竟洋务运动搞了那么长的时间，国家还是培养出了一批相对理性的官僚，尽管他们可能也对西方国家没什么好感，但他们都知道义和团只是一帮乌合之众。从东南互保这一事实其实也能看出，义和团并没有多大的力量。
当时的新教传教士，主要是美国的新教传教士，他们一直在各国之间进行斡旋，对帮助中国人而言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的努力主要在于：第一，要求列强不能惩罚所有的中国人；第二，认为应该对中国人进行教育，而不是单纯的惩罚；第三，鼓动各国尽可能地减少中国各省需要负担的赔款。尽管新教的教堂和教士在拳乱期间也遭受了残害，但新教教会基本都放弃了赔款要求。相反，他们还在各国国内组织了很多捐款，以救济品的名义送到中国遭受兵灾的各个地方。后来美国第一个退还庚款，这个其实也是新教传教士推动的。
1904年的日俄战争：后来的史学家描述起这场战争，都说中国人当时很愤怒，当时有些中国人却是很兴奋的，因为日本战胜了俄国，第一次，东方的黄种人打败了西方的白种人。当小个子的日本兵押着一长队的俄国战俘的照片出现在报纸上的时候，实际上中国人一片欢腾，他们认为，日本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也能够做到。而为什么日本能够战胜俄国呢？当时没多少人强调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反而都认为是日本立宪之故，立宪的日本战胜了野蛮专制的俄国，这是日俄战争给中国人留下的最直观的启示。
西方的研究者，诸如何炳棣等人说，科举之废除，把士绅和朝廷联系的纽带掐断了，因为科举是底层士人上升的阶梯，现在阶梯被撤掉了，因此传统的联系也就断掉了。这个分析很有道理，就是说，朝廷把科举当成一个教育制度给废掉了，但是科举制度就其本身而言应该是一个选官制度。作为选官制度，科举没什么错，依考试选官是一个非常适当的制度创造。但是，科举错在哪里呢？错在它把教育制度绑架了，绑到最后，朝廷就误认为它是一个教育制度。当然，不仅仅是朝廷这么认为，士大夫也持这种看法，先进的士大夫都这么想。
废除科举的确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纷扰。但它到底是不是像西方所讲的那样，这种不稳定足以颠覆整个王朝呢？我觉得不是。废科举的确把士子上升的传统阶梯抽除了，但它并没有中断地方精英跟朝廷的联系。士大夫跟政府还有其他的沟通渠道，比如谘议局、地方自治团体等，这些都是一种沟通方式，读书人完全可以通过这些途径进入仕途。实在不行还可以去当兵，当时在南方，读书人加入新军后的升迁机会要多很多。
1911年成立的皇族内阁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成立皇族内阁，同时废除军机处，也是出自立宪派的吁求。当时立宪派在资政院弹劾军机处的时候，就是希望成立责任内阁，但他们所谓的责任内阁是由资政院选举的，而不是由朝廷选的。这样，只要资政院对内阁不信任，就能投票使其下台，在议会制度下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清末的内阁却是由朝廷定下来的人选，十三个阁员中有九个是旗人，七个是皇族，全是自己包圆干了，这不是胡扯吗？他们这么收权事实上是很蠢的行动。
革命党当时的动员力度是很有限的。这些革命党人都是有强烈的英雄史观，而不是农民史观，他们相信农民是办不了大事的，也不用管农民，只要自己能把事办成了就完了。但是，由于此时有立宪和改良运动的存在，实际上革命党人在读书人中的市场也并不大。
正是基于这种四处碰壁的窘境，革命党人采纳了结缘帮会的路线。就孙中山的个人想法而言，他未必想真正地动员帮会，他做的只是对他们进行收买和利用——反正你是反叛势力，对清朝而言也是一股异己力量，我们在这一点上是有同质性的，所以我就利用你，就是花钱雇人。但是，革命党人对这些帮会分子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利用，他们并不会真的想要跟帮会共天下，或者起事成功后平分国家权力。
这些会党的反抗性越强，就跟主流社会游离得越远，也就会容纳更多似是而非的人。其实他们是介于工商社会和流民社会之间的，但因为我国没有一个正经的工商社会，所以他们只能以流民的形式存在。当时其中有些人的确就是社会上的混混，靠收保护费、干下三烂的活儿营生，这种人很容易被收买去搞起义，但非常不靠谱。光复会比较大的几次起义都与帮会有关联，而其之所以失败，帮会也要负主要责任。帮会的问题在于，他们是典型的有组织无纪律。你怎么跟他讲，怎么跟他约束都没用，因为他们根本没这个概念。
当时的革命形势就是这样，当时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农民或是列强。革命以后南方各省都独立了，但革命党在各省政权中所占的份额并不大，这才是大问题。虽然直到第一次国会选举，革命党的声音都很大，但他们的真实力量并不大。能真正算得上是革命党据点的地方并不多，地方的民军也靠不住，当时他们不仅靠不住，而且还为害地方，民怨甚多。这些民军进城后就划分地盘，各占一摊，相互厮杀，在每个摊上都胡作非为。所以，一旦袁大总统下了讨伐令，他们就如鸟兽散，崩溃了，根本没有力量。
袁世凯的个人能力也很强，他在晚清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是继李鸿章以后国家最大的一个军事集团的首领——北洋系统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集团，它像淮军集团一样，是一个综合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人才都汇聚一堂的大集团。袁跟这些人关系都非常密切。而且，袁世凯这个人有他厚道的一面，除了跟他有直接政治利益冲突的政敌之外，其他人对他的印象都不错。所以，综合各方面的评价，其实袁世凯的声望是很不错的，革命党也认为袁世凯能够反正。
袁世凯的确也有他的问题。比如宋教仁案到底是谁干的，现在已经成千古之谜了； 还有北京兵变究竟是谁指使的，这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甚至清朝皇帝的退位，可能袁世凯在其中也耍了阴谋。袁是不是一个爱耍阴谋的人呢？现在这基本已经成了定论，他就是很好权术，但这些事情到底是不是他干的，其实到现在的确找不出什么直接的证据。北京兵变变得很蹊跷。以前清朝政府曾评价袁世凯是“有术无学”，就是说他很重视术的这一面。
在袁世凯与国民党的对峙过程中，显然袁世凯得到了国内大多数人的支持，人们认为国民党比较没理，因而国民党相当孤立。
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以后，就把国会给抛弃了——追缴国民党议员的代表证书，然后就把他们驱散了。而国民党代表当时占国会多数，现在他们一走，国会投票无法构成最基本的法定人数，就等于废掉了。开始梁启超等人还很高兴，认为国民党的刺头走了，进步党等其他党派就能在两院占多数了，但很快他们就发现，结果是国民党都被赶走了，这时国会不能成其为国会，那么所谓的相对多数就没有意义了。
袁世凯去世以后，按照约法规定，应由副总统黎元洪接任总统之位，总理是段祺瑞。当时，段祺瑞有没有能力阻止黎元洪登位，或者自立为总统呢？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因为当时北洋系还是国内最有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基本还可以控制大部分国土，袁世凯去世以后，大家公认的北洋系统领袖就是段祺瑞。那么，为什么段祺瑞不当总统呢？因为他希望在袁世凯去世以后采取跟袁不一样的统治方式，尽量向民主共和方向靠拢，因而恢复了《临时约法》。
段祺瑞当家，由皖系统治的这四年，其实是整个北洋时期最民主的四年。所有的当家人都是吃历史饭的，他们都会从过去不远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调整统治策略，筹划下一步的制度变革。段祺瑞也是如此，他接受的，是袁世凯帝制自为这样一个失败的教训。对此，段祺瑞就认为，他应该改弦更张，正经八百儿地按照民国的要求，按共和国的精神，遵守民主体制的规矩来办事儿，所以他恢复了民元国会，而且自己也比较守规矩，他按照他想象中的民国的方式来进行统治。但他也有很多障碍，最大的障碍仍然和袁世凯一样，就是权威不足。
府院之争，起于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4年爆发，到1916年时，日本和美国都希望说服中国参战。因为这个时候欧战陷入了胶着状态，双方逐渐转入阵地战，掘战壕以备长期固守。这就需要征集大量的劳动力。当时为了说服中国参战，列强肯定要做出一些美好的允诺。而段祺瑞政府此时又的确比较困窘，财政捉襟见肘，内政外交也都不大顺利。而黎元洪倒是一直觉得德国不能惹。中国跟德国及奥匈帝国断交就算了，起码应该保持中立姿态，但不能宣战。但是段祺瑞则是执意要打，结果就闹得非常僵。
日本应该在中国找一个强有力的人物并加以支持，应改变以前那种霸道的方式，转而运用比较柔和的方式，主要就是通过援助、贷款等经济计划来获得对中国的间接控制，使中国的货币与日元挂钩，然后逐步实现日本以前希望攫取的利益。日本将这种通盘计划视为一种王道的统治策略，而不是霸道的统治策略。段祺瑞刚刚在日本人的金元支持下领导讨逆军取得胜利，自然就对日本人抱有好感，现在日本提供的借款不需要抵押，这样的借款谁不愿意要啊？
孙中山在国民党内部已经离心离德了。此时孙中山既想抗衡北洋势力，又缺乏应有的本钱，于是只能依托西南军阀，依托陆荣廷、唐继尧他们，然后举起护法的旗帜。
1920夏天，直皖开战。虽然战前皖系在兵力和武器上占优势，但在士气和作战经验上处于下风。作为皖系主力的边防军，虽然装备很好，军官也多为军校学生，但毕竟从未打过仗。加上五四运动刚过，皖系士气低落。所以，接战不久，皖系便大败。说起来，这场几十万人参与的大战，直接战斗却不多，一共死伤不过几百人。由于此前徐树铮已经得罪了奉系的张作霖，所以，在战争中，奉系帮着直系。战争结束，作为最大军阀集团的皖系基本瓦解。
太平天国在江南制造了大量的孤儿，大量的孤儿也为最早的工业提供了员工。虽然当时江南商业很发达，但都是包买商的形式。江南制造总局试着从广州招人，但没招来，后来就把太平天国造成的这些孤儿招去当工人了。这些孤儿没什么其他活计做，就去做工人了，做了以后发现挺好。只要有一个人吃螃蟹，后面的人就跟上了。于是各自开工厂，各自招人。
北京政府由直系和奉系两家控制，当然，直系的份额要大一点。在这种情况下，直系和奉系的矛盾就开始激化。奉系张作霖的胃口很大，步步紧逼。曹锟犹可，吴佩孚却不买账。况且，直奉之间，不仅观念有别，也的确存在着利害冲突。所以，不到两年，双方就打了起来。奉系的军队虽然装备不错，但依旧是巡防营的套路，指挥官多为张作霖做胡子时的班底，所以一败涂地。幸亏郭松龄和张学良训练的二、六旅还能打一点，又加上日本人的袒护，奉军总算退出了关内。从此之后，直系独占北京政府。
直系内部很快就出现了问题。首先是内部分裂，曹锟周围人的保派（保定）和吴佩孚的洛派（洛阳）出现分歧。吴佩孚跟直系另一员大将冯玉祥也闹得势同水火。1924年，奉直双方爆发第二次大战。由于事先奉系已经收买了冯玉祥，所以战争进行过程中，冯玉祥突然倒戈，会师北京，囚禁了曹锟，导致前线溃败。战后，北京政府由冯玉祥和奉系联手控制，重新抬出段祺瑞做临时政府的执政。不久，奉系和冯系闹翻。在一连串交战中，冯玉祥的国民军失败，冯玉祥下野，北京政府由奉系单独掌控。
奉系的迅速扩张，又引起了关内各派军阀的紧张。孙传芳崛起于东南，吴佩孚也在各地军阀的拥戴下再度出山，号称十四省联军总司令。于是形成了张作霖、孙传芳和吴佩孚三足鼎立的局面。
新文化运动首先是白话文运动，一种文体的改革。这个白话文运动一开始就对旧的文学、旧的文学形式进行批判，很激进。他们为了推行这种新的文体，就对旧的文体尤其是清末以来那种桐城派的文体进行批判，同时又往上追，追到唐宋八大家，追到《昭明文选》。后来有一个说法叫“桐城谬种，文选妖孽”，它实际上是对当时流行的古文体进行了批判，他们要实行白话文。白话文运动的起点是胡适，胡适后来说，他的主张还是技术性的，到了老革命家陈独秀手里，才变成革命。
过去的白话文是不强调和古文体决裂的。它们是并存的，互相之间还有掺杂，许多白话小说中间都会夹杂一些文言诗词，它们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但是，到新文化运动时出现了问题——提倡白话文，要把文言打倒。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跟以往的不太一样，它有很强的欧化的意味。它要讲求文法，也就是讲究语法结构。什么是文法呢？讲究白话，讲究语法结构，它讲究词性，形容词、动词、名词这样的概念。把当时流行的西方这个语法引进到中国语文中来。
今天来看这个白话文运动，它其实不是很成功的。把中国语言强安在这种主谓宾、定补状的结构里，害得现在语文教学很失败。语文界的大师吕叔湘先生说，我们的母语教学真是很失败，孩子们从小学到大学，几万个小时下来，还不能很自如地掌握语言。为什么这么失败？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教汉语的方式，我们实际是用英语的方式教汉语，我们强加于汉语这样的词性和语法结构，把这个语言教死了。
如果没有这场新文化运动，有没有可能在1919年5月4日发生抗议运动？我认为是可能的，但它们两个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不是说先思想解放了，他们才能够抗议卖国贼，抗议卖国政府。在中国历史上，只要出现了人们认为的政治危机或亡国危机，就会有学生起来。“五四”时之所以发生抗议活动，主要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而与前面思想解放关系并不大。
“五四”当天，大家都说中国要亡了，青岛要亡了，山东要亡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显然是当时许多人的真实看法，但我认为实际情况并不这么简单。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是1915年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但是但是绝对没有达到“五四”这样的规模。首先，我们期望很高，我们自认为是战胜国，但是我们得到的很少，这令人失落。其次，我们发现这个失败是因为有了内奸的缘故，这是最容易出事的。所以五四运动实际上是这样两个因素促成的。
所以五四运动表面打的是曹、章、陆，就是经手中日关系的这几个人，实际上反的是整个的皖系政府。这一点段祺瑞非常清楚，所以在火烧赵家楼之后，他对曹汝霖讲，他们打的是你，实际目标是我。但是，打他的不仅仅是这些学生，还有知识界，首先就有研究系。林长民是研究系的干将，研究系辛辛苦苦替皖系打了半天工，最后被皖系一脚踢开了，这个仇当然要报，所以研究系那些人首先发难。此外，所有不满皖系、不满安福国会，尤其不满徐树铮的各种势力全都冒出来了，所以五四的抗议其实不仅是学生的抗议，是所有对皖系不满的人的抗议。
这个运动到上海的时候成了一种时髦，成了战胜国反而权利被剥夺的委屈感，是很容易把大众鼓动起来的。于是，它很快成了从知识界到学生、再到一般大众普遍参与的爱国热闹。而且在那个时候，军阀政府也不镇压，他们自认为是民主政府。所以，参加这种活动的人自认为是没有风险的。没有风险又能表现自己的爱国精神和高尚，谁不愿参加？所以当时的工人运动并不表示这个成熟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运动发生以后的一些现象跟原来的新文化运动是抵触的。新文化运动提倡个性解放，提倡个人的自由，但是这个政治运动中经常是限制别人自由的。只要民族主义起来了，道德口号起来了，你不跟着走就是卖国贼。这不是跟新文化运动的主张相悖离的吗？但是当时的学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只要我是爱国的，怎么做都可以。当时新文化运动还在往前走，经过政治运动催化后，新文化运动走到了另外的方向，从原来的个性解放变成反政府，后来就从反政府走向政治了。
最有意思的是，这场运动激化了北洋军阀内部的裂痕。它给了反皖系势力一个最好的口实——一个爱国的口实、一个民意的口实。所以五四运动最后的结果是直皖交恶，北洋军阀真正分裂，而北洋军阀的核心部分就是直系和皖系，这一分裂就不行了。从此以后，分裂之势不可遏制，军阀就不断处于裂变之中，皖系裂完直系裂、奉系裂，没有一个军阀能够控制住全国，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派系，当然北洋军阀的统治也就不行了。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确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说有了中国共产党，主要是有了共产主义力量的发展。虽然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小支部。共产国际开始跟中国某一势力合作，开始找吴佩孚、陈炯明，不行，后来找孙中山，但孙中山缺少实力。除了孙中山外，没有任何一个势力肯跟共产国际合作，所以共产国际便跟孙中山合作。但是，这个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跟国民党的合作，还不是中国共产党跟它的合作。发生这件事之后，中国大变化了，但大变化的前提是军阀的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