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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高效的市场经济是如何形成的？
> 基本条件：民众信仰与社会机制
人类的历史进程表明，高效的市场经济并不是自然生成的。它需要一些基本条件，包括民众的信仰与社会机制，这个社会机制必须能够激励人们参与生产，相信自己能从努力中获得回报，并保障财富的安全与分配的公平。> 发生原因：社会生存受到挑战
首先，社会的生存必须受到挑战，原有的经济体制已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甚至威胁到领导者与社会精英的统治。他们必须解决财富与经济问题，才能维持自身的权力与统治秩序。正是有了这样的认知和恐惧，领导者和社会精英才会愿意寻找新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改革过程：意识形态→制度变革
必须从意识形态的改变开始，先有思想的改变，然后推进制度的变革。当然，任何改革都会引起既得利益团体的激烈对抗。在这个时候，改革者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制度的改革上，都不能犹豫或退让，唯有坚定不移地战胜强大的反对势力，才能建立新的制度。
中国大陆为何没形成高效市场经济？
> 历史原因：经济增长模式总体未变
在公元1600 年前，中华帝国从来没有像西欧国家一样被挑战过。总的来讲，中国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北方的民族，由于自身力量不强，一般无力挑战汉人。蒙古族和满族是特例，他们打败了汉人，并统治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这些外族的征服者依然采用汉人的意识形态、制度与文化体系来管理中国，中国经济增长的总体模式并没有根本改变。> 中国传统经济模式：以农业为主
中国传统的经济模式是以农业为主，特别是通过充分利用丰富的剩余劳动力来增加耕地面积。这种经济模式的特征是：生产率低、商品和服务的增长缓慢，工矿资源则大多由国家控制，甚至国家通过垄断限制它们的发展，以确保增长的财富不被野心家用来威胁皇权。统治者非常喜欢这种以耕地为基础的传统经济体系，因为它使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虽然不断增加的人口使得生活条件越发艰困，人民基本上只能维持勉强的生存，但统治者和精英阶层垄断了政治权力，仍能凭借特权，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
> 清末“新政”：未改王朝覆亡的命运
这种经济模式一直沿用到20世纪初，没落的清朝在内外交逼下，终于提出“新政”，开始全方位的改革。可惜改革姗姗来迟，清末“新政”未能改变王朝覆亡的命运，辛亥革命一举推翻清王朝，民国建立。> 不安定的民国：无心着力于经济发展
民国多艰，相继发生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与护国战争、北洋政府崩溃与军阀割据，紧接着，是黄埔军东征与北伐，还有中原大战。在民国创建之后将近20年里，中国始终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着力于经济发展。唯一的机会是1928年国民党在南京建政到1937年抗战爆发，在不到9年的时间里，国民政府曾积极发展经济、鼓励工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集中人力与物力，以应战争的需要，国民政府更加抓紧推行统制经济，几乎控制了经济生产与销售的各个环节，往市场经济转型的机会就更渺茫了。
1949年后两岸实行的不同制度
> 台湾：启动经济改革，建立市场经济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台湾尝试了20世纪最富戏剧性的经济改革。经过50年代两场关于经济问题的大辩论，国民党开始改变解决经济危机的旧套路，启动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建立起新的经济制度和组织结构。他们创设新的法律体系来促进私人企业发展，保护私人财产，把政策重心放在加强市场经济竞争力和企业家的创新能力上面。其效果是，不仅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能，扩大了商品和服务的出口，同时也使所得分配更公平。至此，台湾建立了中国经济史上第一个高效的市场经济。> 大陆：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也展开了经济体制转型。没收私人资本，建立以国营和集体为绝对主体的单一公有经济体制，并全面仿照苏联的计划经济。结果是经济发展大起大落，加上“文化大革命”，20世纪70年代末大陆的经济发展被甩在了后面。“文革”结束后，大陆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探索“市场化”路线。改革开放的政策十分有效，大陆经济得到快速增长，但还是有反复，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确定了引入市场机制的新经济政策。> 大陆：深化改革迫在眉睫
改革开放后，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增长在9.5%到11%左右，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从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增长了4倍，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私有财富快速扩张，产权关系重新分配，意识形态和整个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贪腐、所得分配严重不均；此外，市场经济由于功能不良而承受了巨大的交易成本，诸如银行坏账，住房、教育、医疗以及社保不足，引起社会许多不满。过去30年来的发展模式已经遇到瓶颈，深化改革迫在眉睫。> 转型还是延续？可以参照台湾
今天，大陆的改革开放政策已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当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面对经济发展的瓶颈，许多困境和今日的大陆类似。究竟是大胆转型，还是沿用旧章，歧义纷呈。如果选择转型，将在多大程度上保障私有财产？又将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决策当局的权力？改革启动之后，面对不同发展路线的竞争，既得利益团体与社会舆论反弹，新的矛盾不断涌现，当局对社会资源的掌控是继续放松，还是抓紧回头？改革的幅度该多大？发展的速度能多快？类似的挑战和争议似乎都正在今天的大陆上演。台湾经济转型的故事无疑可以为上述问题提供现成的智慧参照。
台湾经济转型的故事
> 从历史失败中反省，选择市场经济
正是由于蒋介石与国民党都把在大陆的失败视为奇耻大辱，彻底反省，他们才放弃孙中山民生主义理论的主体框架，悄悄地重塑台湾的意识形态，通过威权意志，选择了市场经济的不归之路。> 改革的决心与行动：在反对声中坚持
蒋介石与陈诚立志改革的决心与行动，除了国民党本身的改革之外，还包括台湾的币制改革、土地改革、地方自治等。每一项改革都不容易，都是惊天动地的举措，虽然国民党内反对的声音很大，但蒋介石与陈诚还是坚持走了下去。> 第一次财经大辩论焦点：经济体制
台湾第一次财经大辩论是从1952年底到1954年春，台湾上下就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最能有效地创造财富问题展开了论战。大致有三种意见，最后，主张维持计划经济，但要求通过保护私营企业产权，同时运用国家权力，帮助私人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和创新的意见在辩论中胜出，国民党决定朝民营化的方向发展。遗憾的是，没过多久，当局与党内的既得利益者就开始反扑，想借“扬子木材案”把改革者拉下马，民营化的脚步也因此受挫。> 第二次财经大辩论焦点：外贸体制
1957年台湾第二次财经大辩论的焦点是：要不要放松当局对外汇贸易的控制？辩论的结果仍然是以改革派的胜利告终，改革派主张，迅速将外贸体制自由化，并要求当局通过某些具体的政策，鼓励企业走向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这开启了国民党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改革，不仅外汇贸易管制的闸门打开了，台湾经济力量有如出柙的猛虎，飞快奔腾；同时，经济政策的思维也变了，过去想的是“管制”与“安定”，现在则是想尽办法方便外销，促进发展。如此一来，新的经济制度最终取代了行之多年的计划经济。> 扩大改革范围：外贸→其他层面
经济要发展，仅仅在外汇贸易方面改革是不够的，还需要观念与习惯、经济环境等方面的改善。唯有剔除文化习惯与社会环境上的阻碍，台湾的经济才能顺利推进。与此同时，美国援助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不利于台湾的改变。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台湾不能永远依赖美援，必须在短时间内尽快建立独立自主的现代财经体系，改善投资环境，增加资金来源，才能自立自强。台湾当局和美国进行了好几回合的会谈，促使台湾当局推出了一个涵盖经济、文化、社会、政治方面的社会革新运动，希望形成一套适合现代经济发展的观念、作风和制度。> 改革成败的因素：改革推手的故事
两次财经辩论中，决策者如何通过对经济问题的认知改变，调整信仰，从而在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上达成共识。尹仲容为什么不计个人荣辱一心改革？严家淦为什么推动改革却又功成不居？李国鼎、杨继曾等技术官僚为什么不辞艰困投入改革？陈诚为何在历次财经辩论中都支持改革派？蒋介石明知涵盖社会、文化、政治的全面改革会侵蚀国民党对台湾的控制，为什么还是继续支持改革？几位杰出经济学家（例如蒋硕杰、邢慕寰）也锲而不舍地鼓励财经官员从事改革，并且经常提供建言。美国方面在这场经济转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这些都是事关改革成败的因素。> 经济顺利转型的关键：领导不怕放权
很特别的是，国民党领导人不像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领导那样害怕放权，也不像自己以往那样，担心财富创造会威胁他们的统治。相反，他们渴望打破窠臼、建立新的财富创造体系，不但自己接受了新观念，而且设计了允许发展私营企业的制度。这些新制度鼓励台湾企业家参与本地和全球的经济活动，使台湾顺利地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这是台湾经济顺利转型的关键因素。
《台湾经济是如何腾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