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钱了，要买东西，天经地义
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跃进”的，虽然这其中问题众多，但这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和大众消费能力的提升不容小觑。有钱了就需要找渠道花出去。不过，花钱也分大小，对于大部分手头富裕没几年的中国人而言，除了必要的生活用品和置业购车开销外，用来标榜身份的物件变成了必然的选择——包，成衣，配饰。一直以来，秉持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中国大众并没有合适的渠道和机会将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而过去的三十年里，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为这种标榜奠定了物质基础。标榜个人身份，对于个体的进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它骨子里的潜台词是对现实不满，寻求提升。尽管单纯的标榜身份不能达到提升的作用。但不管怎样，这是最简单的开始——简单到用钱换，就可以。
> 代购潮：人人都是倒爷
哪里有价差，哪里就有生意。从这个角度看，国人的奢侈品热，尤其是针对某几个固定品牌经久不衰的热爱，与代购产业的存在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作用。进口关税的影响，国内店面租金的影响，以及其他更深层的经济因素，共同造成了同一品牌在国内售价可能高出原产地价格一倍甚至更多的现象。正如上文提到的，购买入门级奢侈品的消费者更多来自工薪阶层，价格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如同“美国游一回，一摞6S抱回家”一样，占领巴黎老佛爷的国人们也不能放过欧洲的现货。“便宜这么多，还在国内门店买就太冤大头了。”
> 国人观念：越贵越好
国内奢侈品牌价格高位似乎还有一点特殊之处：中国消费者对于“高品质=高价位”有着约定俗成的印象。在《Luxury Brand Marketing in China》 一书中，作者用经典的4P理论进行了分析，其中第一点就是对于价格（Price）的论述——中国消费者对于价格很敏感，但他们也有品牌意识。品质和价位之间是有一线相连的，而在中国，这条线绷得非常紧：秉承贵就是好品质的理念——因为中国人很怕假货。此外，进口关税对于价格上扬造成必然的影响，因此建议进入中国市场的奢侈品牌制定一个高端价位的总体战略。对于那些在大陆设厂的品牌，尽管生产成品可以降低，品牌的边际效用和价格最好仍然保持高位，这样仍然可以符合消费者对于“高品质高价格”的消费预期。
> 人以群分，相互影响→从众
尽管对于很多成熟的奢侈品消费者而言，体现个性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但在国内，买奢侈品明显是为了“向别人显摆”，因此是否与众不同，是否独树一帜，没有那么重要。相比虚荣效应（Snob Effect），从众心理更符合国人的心态。商品越是高档，越是以个人消费为主的时候，虚荣效应越是明显。如果不是以个人消费为主，购买商品是为了向外部展示的时候，即便其价格高昂，也可能出现价格越高需求反而有所增加的从众效应。
> 无意识从众：听大家的不费心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论调：“大家都买了吗？那我也买吧。” “这个你买了？那我也去下单。”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非被迫的从众——如同遇到分岔路，倾向于选择更多人走的那条一样，这种从众更多情况下是无意识的，是符合内心需求的，说得更白一点，是舒服的。通常情况下，人们在遇到不明确情境时，对于多数人的行为会尤为信任。在不了解更多信息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更愿意到人多的商店购物，到人多的地点去旅行。在常识上，人们会自然地假定，那么多人的出现自有他们的理由，而在这些理由中，自己行为的合理性也包括在其中的可能性，要远大于人数较少的时候。
> 有意识从众：圈子有压力，不能太另类
如果说无意识从众是一种舒服不费心的生活方式的话，那被迫从众就恰恰相反了。中国有句古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时候，从众者并非出自本愿，而是迫不得已。这种迫不得已比一定是源于真实存在的压力，换句话说，没有人让你做什么，但处在那样的情境下，不做点什么很奇怪。文章一开始，朋友跟我讲的那句话，恰恰是这种心态的体现。“你早晚会需要买奢侈品的，LV也好，爱马仕也罢。很多场合会需要这种东西出现的。”这个观点很符合现实生活中的常态，也就是每一个社会圈子对于稳定性和一致性的内在需求。衣着邋遢的走进高档餐厅，和坐宾利车开进贫民窟具有相同的效果——即对特定圈子稳定性和一致性的破坏。与圈子固有的价值观相异者，要么改变自己，要么被踢出圈子。
> 收藏投资：有钱，多买，不心疼
尽管比例较低，但奢侈品买手大军当中确有一部分出于收藏投资目的而进行购买。不同品牌，不同品类差异巨大，但确实有一些奢侈品具有一定程度的保值能力，甚至增值潜力。比如对特殊材料情有独钟，并且坚持私人定制服务的爱马仕。这一类人，与上述的入门级奢侈品购买者不同，其经济实力更为雄厚，甚至非常雄厚。买几个万元包换着用，对她们而言不是问题。当你问她们，已经有同类型的包包为什么还要买新的，大概不会有人会告诉你真实的答案：我买得起。（哭脸）她们的回答有可能是，换着用，而且不是可以保值嘛，以后用腻了再卖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