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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对‘北平人’道德观的执著"
481234-1_o享用生活,本身并无关乎道德的恶。人在生活中会为自己找到更多的权利,无聊混世者自然也会为自己寻出些辩解。生活的艺术在实际人生中的意义,毕竟是因人、因时、因地而不同的。老舍极敏感于其间的区分——正是道德区分。他注重人物身上“北平人”的文化印记,写出了文化姿态看似相像而品类极为不同的各色北京人。他无法像当代作家这样超然。他对于人物的文化评价,在写《离婚》《四世同堂》的三四十年代,反映着知识界中优秀者的价值取向。至于有关尺度被极端地使用,则是以后的事。


"‘墙坛根儿’的老北京"
普通北京人的找乐所欲不奢,所费不靡。不但讲“迎时当令”,也讲因陋就简。他们的满足并不必建立在庞大坚实的物质基础上。《红点颏儿》开篇就醒神:“坛墙根儿,可真是个好去处。”外地人或许对此有神秘感,其实这“坛墙根儿”,就是北京地坛围墙边儿上。北京以外的城市即使并无地坛,也一定会有什么公园之类的“墙根儿”的。小说所写北京人打这“坛墙根儿”寻出的种种乐趣都极是常:“如若一大清早儿,遛到这坛墙子西北角儿里头来,就更有意思了。春秋儿甭提啦,就这夏景天儿,柏树荫儿,浓得爽人,即使浑身是汗,一到这儿,也立时落下个七八成儿。冬景天儿呢,又背风儿,又朝阳儿,打拳、站桩,都不一定非戴手套儿不可。就这!坛墙根儿”。你看清楚了,这“去处”的好并不因地儿有什么特别,只因北京遛早的人们从平平常常中咂出了别人咂不出的味儿。


"老北京:全世界净是‘乐子’"
陈建功“谈天说地”之四的《找乐》,从北京人的“找乐子”说起,带有一点综合、总结的味道:找乐子,是北京的俗话,也是北京人的雅好。北京人爱找乐子,善找乐子。这‘乐子’也实在好找得很。养只鸟儿是个乐子。放放风筝是个乐子。一碗酒加一头蒜也是个乐子。即使讲到死吧,他们不说死,喜欢说过去听蛐蛐儿叫去啦,好象还能找出点儿乐儿来呢。旧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兵黄”,戳在天桥开骂和听羁,是为一“乐儿”。嗜好京戏的北京人,“唱这一嗓子”和“听这一嗓子”,也是一个“乐子”。粗人们围在大酒缸缸沿儿上神吹海哨,又是一“乐儿”。在另一篇小说里,陈建功还写到摩托车交易市场上以看和说为乐的,尽管是一种苦涩的“乐子”。“看的是一种活法儿!爷们儿的活法儿!”


"老北京人的精神‘享乐’:不空想,有实践"
邓友梅写经济拮据的落魄旗人贵族金竹轩:“下班后关上门临两张宋徽宗的瘦金体,应爱国卫生委员会之约,给办公楼的厕所里写几张讲卫生的标语,然后配上工笔花鸟。到星期天,早上到摊上来一碗老豆腐下二两酒,随后到琉璃厂几个碑帖古玩铺连看带聊就是大半天。那时候站在案子前边看碑帖拓本,店员是不赶你走的。”极实际而又精神性的享乐。不耽于空想,将“享乐”落到实处,也是普通市民与迂夫子的一点不同。谁又说这里没有普通人在物质条件制约中的生活设计以至“创造”?


"节制是美:自己个的乐,与旁个无干"
有限物质凭借下的有限满足,以承认现实条件对于人的制约为前提的快感寻求与获得,在这里都更是个体的心灵状态,不像酒神欢娱那样表现为公众的狂热,从而为公众所共享。这是审慎的满足,不干犯道德律和其他戒律,甚至无关乎他人的自我内心的满足。在这种审美活动、审美的人生创造中,中国人也为他们个性的被压抑、个体需求的被漠视,找到了有限的补偿。限度感(未必都出于物质制约如上流社会)也系于中国人所理解的“合理性”。不过度,不逾分,不放佚。那种节制的、注重精神的享乐,也可谓之“合理的享乐”。在中国人,节制有时即一种美。


"古城北京的风雅,源于清末贵族的闲逸"
不必讳言,古城风雅在相当程度上,系于晚清贵族社会的习尚。北京人的闲逸,他们的享乐意识,他们的虽不奢侈却依然精致的生活艺术,直接或间接地源自清末以来上层社会的奢靡之风,与旗人文化在市井中的漫漶。此类现象,衰世皆然,发生在清末的或非特例。但有清一代大规模的文化建设,清王朝覆灭前历史阵痛延续的长久,都足以使得享乐之风大炽,流风所被,广泛而又深远。


"世界上最能泯灭阶级界线的游戏,大约就是下棋"
尽管有诸种层级,找乐仍然是北京人生活中最富平等感的场合。“世界上最能泯灭阶级界线的游戏,大约就是下棋。”(苏叔阳:《圆明园闲话》)找乐大多类此。广告牌下聊大天的,小酒馆里对酌的,泡在同一间茶馆里的,近于平等。在专制社会,这更是难得的一点“平等”。由此才有悠然、闲逸,有暂时的松弛舒张。北京人的特有风度,那种散淡暇豫,是要有余闲也要有一点平等感才足以造成的,生活也要这样才更艺术化。


"北京人的乐子:独有的韬光养晦术"
找乐包含着世故。中国传统文化向不乏韬晦之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善藏,几乎发展成一种艺术。善藏者未见得都遁迹山林,“享乐”有时正被用作政治的隐身术。阴谋者调查政敌有无异志,亦要看其是否沉湎声色一史书上很有这类故事。因而啸山林,在多数时候是一种政治姿态,避祸的法门,尤其在乱世。胡同里的市民没有这样深的用心,却也善能自我保存。《话说陶然亭》(邓友梅)写“文革”中的北京,公园成为“应运而兴,发达得邪乎的所在”,其中不就有这消息?


"此地不留有,自有留爷处:乐子是另一种忍受"
作为中国人人生中的一点变通,也补偿了日常状态中的约束,使常态较易于忍受。这虽不是酒神与日神的精神互补,却也不失为简朴易行的补偿方式。找乐中的平等感,更是使被社会生活里的不平等所伤害的人们得到抚慰。一旦聚在豌豆街办事处文化站,大家就都是老哥儿们,不再有人贱视一个看大门的:“他知道这伙子老哥儿们里可有的是能人高手。高手怕什么,都是找乐子来了,谁还能挑谁的理不成?”卸却不合意愿的社会角色,卸却不合性情的人格面具,即是一种自我心理治疗。这里的一味药,是“忘却”:借找乐以忘却人生痛苦。至于在人生困境中告诉自己:“天底下的道儿多着哪,提个笼、架个鸟、下个棋、品个茶、练个功、耍个拳、遛个弯。”则是中国人常用以自解的另一味药。心理能力通常也是一种生存能力。自我排遣,自我调适,自我心理治疗,正出于生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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