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原网站需要科学上网,可点我阅读完整原文


以下为本文摘要

"荣格名言:健康之人不会折磨别人"
qjwb20070527a0014v01b003健康的人不会折磨他人,往往是那些曾受折磨的人转而成为折磨他人者。—Carl Jung (荣格)


"什么叫大宗谋杀?"
震惊台湾社会的郑捷捷运随机杀人案,就是典型的大宗谋杀案(Classic mass murder)的例子。犯罪者把自己封锁在一个公共场所里,然后随机杀死所接触到的人。 以定义而言,大宗谋杀犯 (Mass Murderers)意味着在单一地点杀了三个以上的人,而且期间没有时间间隔。 据研究了解,大宗谋杀犯多半是因为挫折而生气或对生活感到无助的人。犯罪者认为几乎没有机会可以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他们的个人生活可能达不到自己的标准,并且可能突然有了很大的挫败、或遭受一些悲剧性的、严重的失落,像是失去有意义的工作。


"对生活绝望的随机杀人者"
1991年的The Luby’s shooting,在美国德州的基林市(Killen),一位名叫George Hennard的人,就是因为刚失去最爱的船员工作,开着他的车冲进Luby简餐店内,并随即开枪杀了店内的22人。 大宗谋杀案所选择的目标,虽然是随机杀人,但通常有象征性的不满对象,或者是他们将自己的不幸归罪或责怪的特定人。例如George Hennard一向讨厌女性,他知道午餐时间特别多女性在简餐店,在犯罪进行时,George Hennard经常选择女性开枪射杀,当中有14位女性丧命。


"大宗谋杀偏爱枪械:群死群伤"
大宗谋杀犯通常对枪械有很大的兴趣,尤其是可以在短时间造成大量死亡人数的半自动步枪。由于这些枪械取得容易,与近年来快速增加的大宗谋杀事件有很大的关联。此外,大宗谋杀犯通常计划在事件中死亡、自杀或者是被执法人员击毙。 例如:维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The Virginia Tech shooting),凶手行凶后自杀。这些谋杀犯多半是社会孤立且退缩的人,缺乏足够的社交网络或人际支持。这些孤立可能是来自他本人不喜欢人群与缺乏适当的人际及社交技巧等原因相结合所造成。 大宗谋杀是他们去报复、支配、控制他人,或者去获取认同的方式。例如2008年日本的秋叶原杀人事件(部分日本媒体,亦有称此事为“秋叶原无差别杀伤事件”、“秋叶原通り魔事件”等)的藤原智大就是典型的例子。 2008年5月27日,加藤智大在手机留言板留下自己可能6月中旬会被公司开除等留言,之后数日继续留言吐苦,怨叹认识不到朋友、交不到女友,但遭到一些毒舌网友的嘲笑谩骂,继而引发了激烈的网上争吵。 6月5日,加藤智大在公司发现自己的制服失踪,认为这是已被公司开除的意思,因而愤慨咆哮,之后再也没有上班,并决定杀人泄愤。2008年6月8日开着租用的货车冲进秋叶原徒步区,下车后挥舞刀子刺伤路人,事件共造成7死10伤,声称犯案动机是“对生活感到苦闷、厌世,来秋叶原是为了杀人,任谁都可以。”


"暴力犯罪的心理因素一:自我控制"
任何一个暴力罪犯都有自我调节的能力——这是经由学习而逐渐发展并修改认知架构和概念的能力。不过显然,暴力罪犯不会把这种调节用于压抑自己的罪行上。


"暴力犯罪的心理因素二:情绪的激发"
许多研究发现,暴力的惯犯(包括少年与成人)有大量的非理性信念、具有敌意的归因偏误,以及常常有无法控制的怒气。


"酒鬼蔷薇圣斗事件:完全非理性的游戏心态"
1997年日本相当有名的“酒鬼蔷薇圣斗事件”(神户儿童连续杀害事件)的少年A,在日记中以及寄给警察的信中有明显表现出愤怒的字眼及非理性信念。 信件的开头提到:“现在,就是游戏的开始。”,亦提及“当我杀人或导致他人身体遭伤害时,我觉得自己从持续的憎恨中获得自由。我能够从中得到和平。减轻我的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增加其他人的痛苦。……我把我的生命当作赌注押在这游戏上。如果我被逮捕,我会被处以绞刑,所以警方会愤怒和坚持的追捕我。”内容还斥责日本的教育制度,写到“强迫性的教育造就了我,一个透明的存在 ”。 刚开始引起的一阵社会恐慌中,日本媒体曾将凶手的名称误报为“鬼蔷薇”。这样的误报激怒了凶手,他于信中的终段提及:“从现在开始,如果你们再念错我的名字,或再做使我愤怒的事,我将会在一个星期内弄烂三颗蔬菜。如果你们认为我只会杀害儿童,那真是一个大错特错的想法。”(少年A把其他人当作是“蔬菜”)


"暴力犯罪的心理因素三:个人行为"
最可能发生暴力的情形是,参与者处在情绪高度激发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愤怒时。情绪的高度激发似乎会降低个人对于内在行为标准和自我意识的注意。而且,情绪的高度激发似乎也会令人对于自己的行为感到较少的责任感。 犯罪者经常会说:“不知道什么控制了我”或是“我无法克制它”。总之,情绪的高度激发会使人们有“不经大脑”的行为,也更容易受到外在刺激和事件的影响。事件之后的“模仿犯”、“模仿效应”,就是从而受到启发而跟随之犯案。


"人们会尝试用一些方法弱化自己的罪责"
我们总会听到犯罪者犯案之后,记者会跑去采访犯罪者的邻居或同学,他们一般会表示看不出来犯罪者是这样的罪犯。 其实,通常人可以运用复杂的认知系统,使行为能除罪化、将罪责减到最低、合理化其行径,以及最初错误的行为判读。我们有巨大的能力改变内在信仰道德和规范。


"弱化罪责之一:我是为国杀人"
例如一个品行端正的年轻男孩,相信杀戮是错的,但为了保护他的国家,他会在战场杀人。


"弱化罪责之二:还有人比我干的更坏"
说服自己所做的事情跟别人比是小儿科,不是那么的坏的。战场上,说服自己确信敌人的暴行比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坏得多。


"弱化罪责之三:语言的诡辩"
利用语言让人轻易地使自己的行为正当化。使用婉转的说法使应受指责的行为中性化。例如爆炸任务被称作是“服务中的标的”,炸弹被称为“垂直散开的清除人员设计”来代替暗杀和杀人等强烈字眼。


"弱化罪责之四:分散责任"
简单地说就是将责任分散到群体当中,常用的说辞包括了“我只是遵照命令行事”、“我只是跟着群众”和“这是由执行委员会所决定的做法”等等。


"弱化罪责之五:暴行后果与我的行为无关"
说服自己“结果”不是重要的。替代性地,他们将自己与暴力行为的悲惨后果分开。例如说,一个轰炸操作人员,或是一个奉命按下将会对市民释放出有毒化学物质按钮的人,他不只是遵守命令,也是自己不去思考悲剧即将发生。


"弱化罪责之六:将受害人去人格化"
“他是社会渣滓”,或称敌人是“鬼”或某人是恶毒的动物。去人性化亦即去除了对方的人性和尊严。 Bandura(1983)就指出:“现代的生活有许多情况是在助长非人性化。官僚化、自动化、都市化、社会的高流动性,此人可以对他人使用匿名,或是其他非个人性的方法互相交流”。这些非个人的、去人性化的生活面向助长了暴力行为,而且使人可以忍受它的存在。”


00016c049c960c65b17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