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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冠中:我属于香港『婴儿潮』一代"
p96602535-1我是1952年在上海出生的,4岁到香港。小时候上学,祖籍栏填的是浙江鄞县,即宁波。我在家里跟父母说上海话,其实是宁波话;跟用人说番禺腔粤语,上幼儿园则学到香港粤语。我把香港粤语当作母语,因为说得最流利,而且自信地认为发音是百分百准确的,如果不准是别人不准,不是我不准。就这样,身份认同的问题也解决了。我后来才知道,我是属于香港的“婴儿潮”一代,指的是1949年后出生的一代。香港人口在“二战”结束那年是50万,到1953年已达250万,光1949年就增加了近80万人。随后十来年,出生人口也到了高峰,像旧式的可乐瓶一样,开始还是窄窄的,后来就膨胀了。


" 1949年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中国大陆似乎是与己无关的世界"
QQ20160727-0我们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是不介绍中国20世纪当代史的。尽管中文报纸上报道内地的消息,我这代在成长期往往在意识中是把当代中国大致排斥掉的。在中学里面,我觉得唯一不全是为了考试的学科,除了教会学校的《圣经》课,就是中文和中国历史课。我们的中文老师可能也是我们接触到中国传统的唯一渠道。关于中国文化,甚至做人德行,都可能是从中文课上获得的。现在我这代人中,对文化历史时政有些理想主义想法的人,很可能都是中文课的好学生,或读过武侠小说,否则说不定连小小的理想主义种子都没有了。


" 本土化的香港人,在婴儿潮一代才开始占据多数"
a0fd4254-42c4-413d-8ab8-de5f6336bb70我们的上一代当然也有一直在香港的,但很大的一群是来自广东、上海和内地其他地方的,是在认同内地某个地域而不是香港的背景下走出来的。南来的知识分子更有一种文化上的国族想象,逃至殖民边城,不免有“花果飘零”之叹。然而,从我这代开始,变了。我们只是平凡地长大着,把香港看作一个城市。这里我得及时声明,我是在发表对同代人的个人意见,并不是代表同代人说话,说不定有人一生出来就懂得爱国反殖。只不过爱国和民主一样,对我来说都是后天慢慢建构起来的。


" 婴儿潮一代 = 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一代"
1970年代开始登场的是香港随后30年的基调:繁荣与安定压倒一切。这时候香港政府调整了管治手法:建公屋,倡廉政。这时候我这一代也陆续进入人力市场。连人口结构都偏袒我这一代:我们前面没人。就是说,婴儿潮一代进入香港社会做事时,在许多膨胀中和上升中的行业,他们往往是第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华人员工,直接领导是外国人或资本家。我们不愁找不到工作,我们晋升特别快,许多底层家庭出身的子女凭教育一下子改变了自己的社会阶层,我们之中不乏三十来岁就当外企第二把手的人。似乎不论家庭或学校、文化或社会,都恰好替我这一代作了这样的经济导向的准备,去迎接随后四分之一世纪的香港经济高速发展期。我们这批人不知道自己的运气好到什么地步,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怎么聪明,而是因为有一个历史的大环境在后面成就着我们。香港是最早进入“二战”后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地区,在日本之后便轮到我们了,比台湾地区早。台湾还搞了一阵进口替代,我们一进就进去了,转口、贸易、轻工业加工代工,享尽了“二战”后长繁荣周期先进入者的便宜。另外,内地的锁国(却没有停止以低廉货物如副食品供给香港)也为我们带来意外的好处。这一切加起来,换来香港当时的优势。我们这批人开始以为自己有多厉害、多灵活、多有才华了。我们不管哪个行业都是很快就学会了,赚到了,认为自己了不起了,又转去做更赚钱的行当。


" 婴儿潮一代的青春期:始于英美流行文化,在全民投资的气氛中成人"
012000000333611155402888754491964年,我这代进入青春期。那年,披头士乐队访问香港。我那比我大一岁的姐姐和同班同学去电影院看了10次披头士的电影《一夜狂欢》。我们跟父母有了代沟,稍留长了头发,穿牛仔裤,弹吉他。因为我们曾手拉手唱过英语反战歌,我以为不用问大家都是接受平等和民主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才觉悟到二者没有必然关联。1973年,香港股市在狂升后出现“股灾”。我这代的青春期,就从英美时髦文化开始,到全民上了投资一课后毕业。与同期同代内地人太不一样,我们可说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一代。


" 相对安稳的社会里,婴儿潮一代也是金钱的奴隶"
IMG001a6b536b0d41613511146我这代人到底是在相对安稳的社会长大的,不算很坏。我们有做慈善的习惯(当然是在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捐点儿余钱),在不影响正业的情况下愿意做点儿公益(尤其当公益直接间接有助正业),表现出大致上守信(明白这种社会资本长远来说能减轻自己的交易成本),也会照顾家人朋友(扩大版的家庭功利主义)。不过,骨子里是比较自利和算计的,如以前在学校考试,最终是自己得分过关。是的,我们爱钱。所以出道十年八年后,我们的想象力就被绑架了,很甘心地受勾引,从赚辛苦钱进化到想同时赚更多更容易的钱:股票、地产、财技。我们最初是羡慕,后来是不安分,怀疑自己的赚钱能力比同代其他人落后了,最终一起陷入了一个向地产股票倾斜的局。而那几个行业,从70年代初开始,一直节节上升,只有的在1973至1974、1982至1989、1987、1989、1993至1994等年,有个短暂股灾或楼价回落什么的,很快又更猛地往上冲。至此,我这代有了这样的全民共识: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因为今天的确比昨天好;楼价是不会跌只会升的,打一生工赚的钱还不如买一套房。谁能不相信呢?我们的前半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过来的。至此我们整代的精英都强化了本来已有的投机习性,一心想发容易财。


" 上天赐予我们方便法门:自利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复兴的“里根—撒切尔”年代,这学说背后的意识形态很符合我这代人的个人发财愿望,我们知道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政府好心做坏事、产权不清出现地悲剧、寻租行为增加交易成本等启迪民智的观念。公司化、放松管制渐成政策。资本市场的观念进入更多人的意识。我屡次在聚会上听到黑社会大佬在谈PE(市盈率)、IPO(首次公开募股)。好像上天赐给我这代香港人一个方便法门:原来自利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 婴儿潮一代的另一个特点:不在公共领域争取集体权益,只做私下安排"
不在公共领域集体争权益,只作私下安排,也是本代人特点:20世纪90年代中出现往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移民潮。对部分南来的老一代是再出走,对婴儿潮一代是留学以外第一次有规模的离散,大部分是因为1997年要回归而移民,故不是经济移民,而是替家庭买一份“政治保险”。有部分家庭,将太太和子女送到国外,丈夫仍在港工作,成为“太空人”,因为香港的工作更能赚钱,兼想要两个世界的最好。真正断了香港后路者,他们的位置也很快为留港的原下属补上。许多成年人移民后的香港身份认同并没有动摇,身在国外心在港。对我这代来说,在亚洲金融风暴前,从财富和机会成本计算上看,移民加拿大、澳大利亚应属失策。眼见香港持续发达和内地的变化,1998年前后回流香港的人也不少。当然也有决心融入移民国,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总的来说,移民潮势头虽强,最终只是移民个人和移民国的新经验,过后竟没有在香港留下重大烙印,没有妨碍过去20年香港主流的发展,而“九七效应”更曾一度加强这主流:赚快钱。香港人这种奇妙弹性组合。我们当管理者,不像西方和日本20世纪中期那套刻板的白领中产组织人,而是十分机动的。我们自以为有专业精神,懂得按游戏规则办事,但如果能过关也随时可以不守规。我们好学习,甚至加班拼搏,不全是为了忠诚完美,更是为表现加薪,或说有上进心。我们随时转工易主换业。我们是不错的企业管理者,却同时在外面跟朋友搞生意。


" 高效的功利:成就香港,也埋没香港"
这一代是名副其实的香港人,我们的成功所在,也是现在的问题所在。香港的好与坏,我们都负有绝大部分责任。我们是受过教育的一代,可训练性高,能做点事,讲点工作伦理,掌握了某些专业的局部游戏规则,比周边地区先富裕起来,却以为自己特别能干。我们从小就知道用最小的投资获得最优的回报。而回报的量化,在学校里是分数,在社会上是钱。这成了我们的习性。在出道的20世纪70和80年代,我们在经济上尝到甜头,这成了路径依赖,导致我们的赚钱板斧、知识结构、国际观都是局部的、选择性的,还以为自己见多识广。我们的整个成长期教育最终让我们记住的就是: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想心态.我们自以为能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我在香港拍过一部美国电影。美国的设计师要做一个布景台子,让香港的道具师帮他做。他每天来问做好没有,香港道具师都回答他,不要紧,到时一定会做好的。等到开拍那天,果然那张台子及时被搬进来了,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不错,但仔细一看,台子的后面没刷油漆,因为后面是拍不到的,而且只能放着不能碰,一碰就塌。美国的道具师不明白,为什么我早就请你们做张台子,要到最后一刻才交货,并只有前没后;香港的道具师也装不明白,你要我们做个道具,不是及时交货了吗?而且是几秒钟镜头一晃就过去的那种,为什么要做得太全呢?在镜头里看效果是不错的,况且不收货的话也没时间改了。这就是我们的“can-do”(实干)精神、港式精明和效率。


" 婴儿潮一代和房子的苦情之恋:港币捆绑美元最终毁了香港房产价格竞争力"
W0201602157852682545201983年9月,因为中英谈判的前途未卜,港元对美元的汇率变成1:9.55,人心惶惶。香港政府断然放弃港币自由浮动,跟美元挂钩。当时这也是非常有效的决策:民心很快稳定下来,外资也安心,知道他们投进香港的热钱随时可以定价换回美元。可是也因此香港政府只得放弃了自主的货币政策,从此跟着与自身经济体制差异很大的美国走。这个80年代的决定一直绑住了香港调控通胀通缩的一只手,几任政府都不敢解套。举个著名案例,在1997年回归前,美国恰恰因为墨西哥金融危机在减利息,减得非常低,香港也只能跟着把利息降得非常低。但香港当时的房地产是过热的(由于投机者期待回归效应、内地很多单位希望在香港开个“窗口公司”等原因),应提利率才是,却变成降息火上浇油。后果是把已经是泡沫的房价再往高吹,毁了香港的价格竞争力,诱导了我这代中产者高价入市后变负资产。


" 高度发达的香港有很多内部优势,然而太过自满确是港人最大问题"
从内部来说,香港很有优势,税低、效率高、法治尚存、廉政未泯、言论更自由。我自己去了内地和台湾后也有这个感觉:在香港办事多方便!我们没有别的社会的城乡、族群、宗教等重大冲突。当然,这些内部的优势也是1997年前就已经有的,甚至可说是我这代出道前已铺垫的——其中廉政是成就在我这代的。我这一代人的问题是太自满于自己的优点却看不到内部的不足,更落后于急剧变化的外部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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