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港故城：一座有趣的城市

不同的时代，混织在香港这座历史故城中。近些年，香港一系列的社会运动把这座城市再次推上历史浪尖。自从1840年英国人开始殖民，百余年来，香港的命运注定与众不同。在马家辉先生的小说《龙头凤尾》中，提及了战乱时期，难民涌入香港的那段历史，所谓乱世出枭雄，殖民时代的错乱，改变了各色人物的命运，有的大发战争财，有的通过与殖民者的合作而获得社会地位与财富，而更多则是如你我一样，一如既往生活着的百姓。

站在九龙半岛的最南端，站在铁栏杆旁，隔着维多利亚港望向香港岛，遥远的另一个世界。洋船，小船，快艇，木艇，不同的船只在他眼前穿梭来去，傍晚时分，对岸华夏亮起红红绿绿的灯，灯光倒映在海面像被剪得破碎的旗帜，招牌上有许多英文，他看不懂，更觉诡异，以及茫然耸然。——《龙头凤尾》

这是小说主人公第一次看到香港时的情景。由于历史原因，这座城市一直在吸纳其他地方的人，不管是否主动为之，这样的人口结构令今天的香港格外独特。

我们可以大胆推论：香港其实是蜑家、福佬等岭南海上族群的第一座城邦，而海洋族群的历史，就是香港的史前史。——《城邦旧事，十二本书看香港本土史》

上面提到的蜑（dàn）家人，实际上是广东、广西、福建等西南沿海地带早期的渔民，他们多居住在船上。相传他们的祖先是秦汉以前的百越族人。这些“海洋族群”，早在英国殖民者到达香港前，就已经在港岛居住很久了。

如果不是最近一段时间对香港这座城市的历史产生兴趣，我绝不会知道什么是“蜑家人”。对我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世界，然而这些年的人和事，让它变得有趣起来。

说回到百年前的港岛。当时英国人占领这里时，在其国内有很大争议。香港并无自然资源，也没有庞大的人口，与英国在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国的殖民地很不同。不少英国人觉得选择香港这么一个小地方做殖民地真是瞎了眼，然而殖民者总有自己的理由。从香港这里，英国人不需要资源和劳动力，他们只需要一个进入中国内陆的据点。

事实证明，这个选择对当时的英国人来说是明智的。殖民始终是殖民，任何好的结果都不能为它最初的动机正名，然而不能否认的是，殖民加速了这座岛城之后一百余年的成长。

同上海、台湾、天津等曾经被殖民或被迫成为通商口岸的城市一样，或多或少地，殖民者的痕迹被遗留在此。天津五大道，上海使馆区，台北监查院（殖民时期日本人所建），香港礼宾府。这些残存的历史地标，尽管曾经掩藏着耻辱和痛苦，如今却渐渐变得中性，成为本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前一阵刚刚回顾了最近三年香港所发生的事，在传统的二元化的香港政坛，本土派逐渐崛起了。其实仔细了解各方立场之后，困局出现的根基并不难理解：那就是“贤能政治”和“普选式民主政治”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日渐明显。新生代的香港年轻人不认同“贤能政治”和“顶层设计”，只对全港人的基层普选感兴趣。

如同我在此前一篇文章中所阐述的观点：对于最高层领导人的产生，相比全民选举的方式，长久的选贤培养似乎在中国更靠谱一些。这里无关制度的优劣，只与国情和可执行性相关。相比大陆城市，香港的历史让它拥有更多对基层普选的经验，本土派的心声往往是对这种经验的继承。

如同一些媒体人所讲的，新生代年轻人不觉得有必要做什么妥协，他觉得应当如此，就要如此。

从婴儿潮时期（指1949年后出生的香港人）到今天，香港又多了两代土生土长的人，香港人一方面本地性更强，更认同香港，更有当家做主的意愿及行动力，对本地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都更加珍惜。——《我这一代香港人》

从“本土心态”这个角度看，这座城市的纠结还将延续一段可能不断的时间。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两方所追求的制度不可调和，而是大家都还不够成熟。

一方面，整个大陆范围内，“贤能政治”的机制仍然具有可改进的余地；另一方面，香港本地的诉求无法通过针锋相对而达成，这是不言而喻的。毕竟，两方最终的目标都是建设一个更好的家园，矛盾存在，但不意味着不可消解。

由于在媒体工作的缘故，这几年接触了一些香港人。如同陈冠中先生在《我这一代香港人》中所说，“港人对内地更开放，对说普通话人士的态度也比较友善。” 在这几年的工作中，我能够感受到他们身上的专业和乐观，也往往受其感染，得以更积极地看待工作中的日常。尽管始终有极端立场存在于香港与内地之间，但以少数定义多数显然是非理性的做法。

前些日子，一个朋友说她打算去香港读书。原因其实也蛮简单：“这是个有趣的城市。”恰恰是这样一句简单地话，道出了一个常常被遗忘的道理——任何主动的探寻，尽管后续会掺杂不同的因素，但内心的原始动力，一定是兴趣。

这座海港故城有着足够吸引人的地方。填补理解缺失，“有趣”这一个动力就足以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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