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书单
《预知社会:群体行为的内在法则》
《超预测:预见未来的艺术和科学》
预测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每天早上,打开主要新闻和时讯网站、APP;当然也包括专门追踪网络热点的Google Alerts,我们可以轻松地获取过去数小时内的新闻和事件进展。就像很多公众号早间推送时,那句固定口号一样:“3分钟,看懂昨夜今晨。”我们用时间换取信息,用时间换取知识;我们对信息和知识做有效的梳理,尝试做出自己的判断。
有的人喜欢把时间用在阅读和比对上,比如那些精明的股市散户。在一本名为《超预测:预见未来的艺术和科学(Superforcasting)》的书中,有一章节名曰“超级新闻迷(Super Newsjunkies)”,即是对这一派中极端情况的描述。大量吸取信息,但凡与关注对象有关的内容,比如某只股票对应公司的年报、新闻、行业趋势、竞品动态、主营业务分析等等,不一而足。对于大部分预测菜鸟而言,这是门槛最低的起步路段;毕竟,有网就有一切。
有的人通过数据分析勾勒出走势模型,实现相对理论化的预判。某日看到一则新闻,提及一位技术流美女炒股屡屡得手,并在2015年的两次股灾中都及时抽身。记者询问她的诀窍,答曰:裴波那契数列。技术流女神兴致勃勃地传授经验,令小白们听得两耳发直。这里不讨论她的具体做法,因为炒股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越聪明的人越明白:单一依靠某一两种方法是很难持续收益的,如果这位美女一直收益很好,她一定做对了很多工作,而不仅仅是盯着一个数学公式不放。
其实,对于裴波那契数列在股市上的应用,人们一直在尝试验证,已经讨论了很多年。简单地说,它存在一定合理性,但和所有被封做“预言帝”顶礼膜拜的理论或人物一样,它不会次次应验。
……著名的斐波那契数列中的每个数都是前面2个数的和……华尔街的金融分析专家查尔斯·道(Charles Dow)根据这一“多头”、“空头”说,搞出了一套数字理论。即使到了今天,在股票市场里打滚的人们,还以近乎玄秘的虔诚,沉溺在斐波那契数列和“黄金比例”里,搜寻着隐匿的模式呢。——《预知社会:群体行为的内在法则》
或许你跟我想的一样:这种高大上的理论,实用性一般。毕竟,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所需要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技巧,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
那收集大量信息的做法呢?古往今来“死在”信息大爆炸中的人比比皆是。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大量的信息和知识,反而模糊了我们的视线,眼前的道路变得越发不清晰。
换句话说,大量信息获取容易迷路,理论化模型推演未必接地气。因为这些预测者都忽视了一样非常重要、但无法用科学公式解释的东西:人心。
人心是感性的。在群体中做出的决定,往往受到整个群体情绪的引导。当人们身处劣势之境时,一定会对伸出援手的人感恩戴德,哪怕这个人敌友不明。对于科学家来说,“人心”这种东西太不“科学”,根本登不上大雅之堂;因此在很多学术领域,比如经济学,人们更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严谨缜密的理论模型推演上,而不考虑包括个体差异在内的不确定因素。
这恰恰就是预测的复杂性。它某种程度上给我们描摹出了人类认知的界限:我们还有太多不能理解的不确定因素,每当涉及到这些,人就显得无比渺小和无助。
在沃顿商学院教授菲利普·泰洛克与《黑天鹅》的作者丹·加德纳二人合作撰写的《超预测》中,有这样一个例子。2013年,美国的 IARPA (Intelligenc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ctivity) 项目组被邀请预测:“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是否会参拜靖国神社”。
通过综合分析日本与邻国历史和外交状况后,当时的IARPA负责人Bill认为,安倍不会参拜。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后来,Bill总结自己的失误原因是——
……我其实预测了“如果我是日本首相,我会不会参拜靖国神社”,而不是“安倍晋三作为日本首相,他会不会参拜”。——《超预测:预知未来的艺术和科学》
其实,这就是我们做出很多错误决定时的误区:我们假定被预测对象的行为将是纯粹理性的,或者被预测环境是一个理想化的理性状态。
刚刚过去的11月8日,这个误区再次出现。几乎所有美国媒体都被打脸。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最终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获胜,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
大部分预测希拉里将要获胜的个人和组织,都基于这样一个共同的预测基础,那就是,“搞政治,还得靠政客”。如同北大教授饶毅所言,尽管希拉里·克林顿非常虚伪,但这是现代美国政治的常态,“她是一个现代政客,必然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合格的总统。
这种“搞政治,还得靠政客”的思路,就是这次总统预测过程中被默认的“理性选择”,就是这次预测的最大误区。
在特朗普被正式任命为共和党候选人,成为希拉里唯一对手之前,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他是来玩票的。有一点值得注意,在选出共和党候选人之前,共和党还有其他几位职业政客参选。假设特朗普一开始就退选了,最后的结果会是希拉里和另一位政客之间的对决。在这种状况下,“搞政治,还得靠政客” 的思路就没意义了——大家都是政客嘛,半斤八两。
如果最后是两个职业政客的竞争,媒体的预测不会纠结在候选人的政治阅历上,或许反而能够更准确地把到民众脉象中异常的部分——传统白人民众的怒火。正是对这种愤怒的轻视,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希拉里团队最终败选。
在微信群里,有朋友这样总结她对大选结果的看法:这一次是自由主义者(Liberal)的傲慢,输给了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的愤怒。
特朗普太过出格,太没有“总统的样子”,所以媒体们理所当然的认为,民众再没脑子,也不会被他蛊惑。这种预测失误,和“安倍不会参拜靖国神社”如出一辙。理想化的理性选择应该是什么大家都懂,然而投票的是一个个人,不是一台台计算机。CNN分析师在特朗普稳操胜券的那一刻说:“他一定做对了什么。” 我想,毋宁说特朗普做对了,不如说希拉里做错了太多。
最近这些年,越来越多人陷入“理想化的理性状态”误区。不论奥巴马政府对ISIS的战略失误;还是举世哗然的Brexit公投通过;再到特朗普上位,这个世界的“底线”好像越来越低,这个世界好像越发“失控”。
但换个角度看,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们带有“警钟”的意味:给当事人当头棒喝,头疼一阵子,日后更容易清醒。选举过后,有人认为,让特朗普和共和党取代美国左派精英进行改革,未尝不是一条可以尝试的路线。显然,过去数年,美国民众对民主党的领导越发不满,即使特朗普这次没有成功,希拉里带领的新政府也一定会开始变革。而事实证明,美国民众需要幅度更大的变革。
一叶障目是很危险的,如果遮蔽的是人心,这种危险更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