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里的滑铁卢：这么合理的预判，怎么就错了呢？

本文书单

《预知社会：群体行为的内在法则》
《超预测：预见未来的艺术和科学》

预测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每天早上，打开主要新闻和时讯网站、APP；当然也包括专门追踪网络热点的Google Alerts，我们可以轻松地获取过去数小时内的新闻和事件进展。就像很多公众号早间推送时，那句固定口号一样：“3分钟，看懂昨夜今晨。”我们用时间换取信息，用时间换取知识；我们对信息和知识做有效的梳理，尝试做出自己的判断。

大量的时间，换取可能的未来。

有的人喜欢把时间用在阅读和比对上，比如那些精明的股市散户。在一本名为《超预测：预见未来的艺术和科学（Superforcasting）》的书中，有一章节名曰“超级新闻迷（Super Newsjunkies）”，即是对这一派中极端情况的描述。大量吸取信息，但凡与关注对象有关的内容，比如某只股票对应公司的年报、新闻、行业趋势、竞品动态、主营业务分析等等，不一而足。对于大部分预测菜鸟而言，这是门槛最低的起步路段；毕竟，有网就有一切。

有的人通过数据分析勾勒出走势模型，实现相对理论化的预判。某日看到一则新闻，提及一位技术流美女炒股屡屡得手，并在2015年的两次股灾中都及时抽身。记者询问她的诀窍，答曰：裴波那契数列。技术流女神兴致勃勃地传授经验，令小白们听得两耳发直。这里不讨论她的具体做法，因为炒股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越聪明的人越明白：单一依靠某一两种方法是很难持续收益的，如果这位美女一直收益很好，她一定做对了很多工作，而不仅仅是盯着一个数学公式不放。

其实，对于裴波那契数列在股市上的应用，人们一直在尝试验证，已经讨论了很多年。简单地说，它存在一定合理性，但和所有被封做“预言帝”顶礼膜拜的理论或人物一样，它不会次次应验。

……著名的斐波那契数列中的每个数都是前面2个数的和……华尔街的金融分析专家查尔斯·道（Charles Dow）根据这一“多头”、“空头”说，搞出了一套数字理论。即使到了今天，在股票市场里打滚的人们，还以近乎玄秘的虔诚，沉溺在斐波那契数列和“黄金比例”里，搜寻着隐匿的模式呢。——《预知社会：群体行为的内在法则》

或许你跟我想的一样：这种高大上的理论，实用性一般。毕竟，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所需要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技巧，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

那收集大量信息的做法呢？古往今来“死在”信息大爆炸中的人比比皆是。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大量的信息和知识，反而模糊了我们的视线，眼前的道路变得越发不清晰。

换句话说，大量信息获取容易迷路，理论化模型推演未必接地气。因为这些预测者都忽视了一样非常重要、但无法用科学公式解释的东西：人心。

人心是感性的。在群体中做出的决定，往往受到整个群体情绪的引导。当人们身处劣势之境时，一定会对伸出援手的人感恩戴德，哪怕这个人敌友不明。对于科学家来说，“人心”这种东西太不“科学”，根本登不上大雅之堂；因此在很多学术领域，比如经济学，人们更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严谨缜密的理论模型推演上，而不考虑包括个体差异在内的不确定因素。

这恰恰就是预测的复杂性。它某种程度上给我们描摹出了人类认知的界限：我们还有太多不能理解的不确定因素，每当涉及到这些，人就显得无比渺小和无助。

在沃顿商学院教授菲利普·泰洛克与《黑天鹅》的作者丹·加德纳二人合作撰写的《超预测》中，有这样一个例子。2013年，美国的 IARPA (Intelligenc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ctivity) 项目组被邀请预测：“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是否会参拜靖国神社”。

通过综合分析日本与邻国历史和外交状况后，当时的IARPA负责人Bill认为，安倍不会参拜。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后来，Bill总结自己的失误原因是——

……我其实预测了“如果我是日本首相，我会不会参拜靖国神社”，而不是“安倍晋三作为日本首相，他会不会参拜”。——《超预测：预知未来的艺术和科学》

其实，这就是我们做出很多错误决定时的误区：我们假定被预测对象的行为将是纯粹理性的，或者被预测环境是一个理想化的理性状态。

刚刚过去的11月8日，这个误区再次出现。几乎所有美国媒体都被打脸。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最终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获胜，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

大部分预测希拉里将要获胜的个人和组织，都基于这样一个共同的预测基础，那就是，“搞政治，还得靠政客”。如同北大教授饶毅所言，尽管希拉里·克林顿非常虚伪，但这是现代美国政治的常态，“她是一个现代政客，必然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合格的总统。

这种“搞政治，还得靠政客”的思路，就是这次总统预测过程中被默认的“理性选择”，就是这次预测的最大误区。

在特朗普被正式任命为共和党候选人，成为希拉里唯一对手之前，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他是来玩票的。有一点值得注意，在选出共和党候选人之前，共和党还有其他几位职业政客参选。假设特朗普一开始就退选了，最后的结果会是希拉里和另一位政客之间的对决。在这种状况下，“搞政治，还得靠政客” 的思路就没意义了——大家都是政客嘛，半斤八两。

如果最后是两个职业政客的竞争，媒体的预测不会纠结在候选人的政治阅历上，或许反而能够更准确地把到民众脉象中异常的部分——传统白人民众的怒火。正是对这种愤怒的轻视，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希拉里团队最终败选。

在微信群里，有朋友这样总结她对大选结果的看法：这一次是自由主义者（Liberal）的傲慢，输给了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的愤怒。

特朗普太过出格，太没有“总统的样子”，所以媒体们理所当然的认为，民众再没脑子，也不会被他蛊惑。这种预测失误，和“安倍不会参拜靖国神社”如出一辙。理想化的理性选择应该是什么大家都懂，然而投票的是一个个人，不是一台台计算机。CNN分析师在特朗普稳操胜券的那一刻说：“他一定做对了什么。” 我想，毋宁说特朗普做对了，不如说希拉里做错了太多。

最近这些年，越来越多人陷入“理想化的理性状态”误区。不论奥巴马政府对ISIS的战略失误；还是举世哗然的Brexit公投通过；再到特朗普上位，这个世界的“底线”好像越来越低，这个世界好像越发“失控”。

但换个角度看，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们带有“警钟”的意味：给当事人当头棒喝，头疼一阵子，日后更容易清醒。选举过后，有人认为，让特朗普和共和党取代美国左派精英进行改革，未尝不是一条可以尝试的路线。显然，过去数年，美国民众对民主党的领导越发不满，即使特朗普这次没有成功，希拉里带领的新政府也一定会开始变革。而事实证明，美国民众需要幅度更大的变革。

一叶障目是很危险的，如果遮蔽的是人心，这种危险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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